。，北京的春天来得特别晚。已经是三月了，六郎庄的河沟里还结着冰碴子，风从西边吹过来，带着颐和园那边湖水的凉气。我姥姥后来跟我说，生小姨那天，她正在灶台边贴饼子，突然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。“那死丫头，赶着吃饭的时候来。”姥姥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是笑着的，好像那会儿的疼都不算疼了。，六十七了，手脚倒是利索。她把姥姥扶到炕上，烧了一锅热水，剪子搁火上燎了燎。小姨落地的时候，外头的天刚擦黑，孙**把她倒提着拍了一巴掌，那丫头哇地一声哭出来，声儿特别大，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的乌鸦都惊飞了。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丫头命硬。”。她累坏了，抱着小姨就睡着了。等她醒过来，外头的月亮都升起来了，孙**早走了，灶台上放着半碗红糖水，已经凉透了。，叫什么名字她自已都不太记得清了。她嫁到六郎庄那年才十九，男人比她大三岁，是村里木匠。结婚三年，生了两个闺女，大的叫林芳，是我妈，小的就是林悦，我小姨。，我姥爷进城给人打家具，走到西苑那儿让一辆卡车撞了。人抬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没气了。
姥姥守着他的尸身坐了一宿，没哭。第二天早上，她把我妈和我小姨抱到跟前，说：“往后，咱们娘儿仨过。”

那一年，我妈四岁，小姨刚满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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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小时候，经常听我妈讲六郎庄的事。

六郎庄这地方，搁现在值老钱了。挨着颐和园，靠着昆明湖，往东是北大清华，往南是中关村。可那会儿，它就是北京西边的一个普通村子，种水稻的。村里的房子都是土坯的，有的年头久了，墙皮一碰就往下掉渣。家家户户养猪养鸡，夏天的时候，**多得能糊人一脸。

姥姥家的房子在村东头，三间土坯房，一个小院儿。院子里有棵槐树，是姥爷娶她那一年种的。姥爷没了以后，姥姥就靠那棵树吃饭——春天撸槐花，蒸着吃、晒干了吃，能对付好几个月。

我姥姥在绣花厂上班。那是村里为数不多的“正经工作”，一个月挣三十八块钱。绣花厂在海淀镇上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，走四十分钟才能到。姥姥***闺女锁在家里，大的带小的，小的饿了就喂米汤。

我妈说，那会儿小姨特别好带。把她搁炕上，给个木头勺子，她能玩一天。不哭不闹，饿了就吧唧嘴，困了就自已睡。姥姥说她“省心”，可后来我琢磨，那不是省心，是那孩子从小就知道了，哭也没用，没人搭理她。

小姨三岁那年，出了件事儿。

那是个夏天，姥姥下班回来，发现小姨不在家。我妈说她在院子里玩，一扭头妹妹没了。姥姥疯了似的满村找，找到天黑，最后在村后的水沟里捞出来的。

那水沟是浇地用的，不深，刚没过**膝盖。可对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，足够淹死了。小姨趴在沟边上，浑身上下湿透了，脸憋得青紫，已经不会哭了。

姥姥抱着她往卫生院跑，跑了三里地，脚底板都磨出血了。到了卫生院，大夫说再晚十分钟就没救了。小姨在卫生院躺了三天，烧退了，活了。

从那以后，姥姥再没把我妈和小姨单独锁在家里过。她找了个老**，一个月给五块钱，帮着看孩子。那老**姓刘，村里人都叫她刘婆子，六十多了，耳朵背，眼神也不好。她看孩子的方法特别简单：把俩孩子搁院子里，院门一插，爱怎么玩怎么玩，只要不出去就行。

小姨就是在那个院子里长大的。

那院子不大，十几平米，墙角堆着柴火和煤球，地上铺着砖，缝里长着草。小姨和我妈蹲在地上玩抓石子，一玩能玩一下午。有时候刘婆子睡着了，小姨就趴在门缝上往外看——看村里的狗打架，看别的孩子背着书包放学，看天一点一点黑下来。

她后来跟我说：“那会儿我就想，什么时候能从这个院子里出去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她已经三十多了，坐在河北的家里，窗户外头是部队大院的*场。我看着她，忽然就有点心酸。三十年了，她早就从那个院子里出来了，可我不知道，她有没有找到她想去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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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姨六岁那年，上了一年级。

六郎庄小学在村西头，两排平房，一个土*场。老师都是村里人，有的自已也就小学毕业。小姨上学第一天，穿着姥姥用旧衣服改的书包，站在教室门口不敢进去。

班主任姓周，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，扎着两条辫子，说话轻声细语的。她拉着小姨的手，把她领到座位上，说：“你就坐这儿，旁边这个女生叫王秀兰，你俩以后就是同桌了。”

王秀兰就是那个后来跟小姨一起混录像厅、一起去滑旱冰、最后害她差点进少管所的人。当然，那会儿谁也不知道。

小姨念书还行，不算聪明，但坐得住。周老师挺喜欢她，说她懂事，上课不捣乱。二年级的时候，周老师还让她当了个小组长，负责收作业。小姨特别认真，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教室，把本子收齐了，整整齐齐搁***。

那会儿的小姨，还是个干干净净的小姑娘。剪着齐耳短发，穿着姥姥做的花布褂子，见了人会低头笑。村里人说，老林家的二丫头，将来准能出息。

可后来，老林家的二丫头，变成了村里人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。

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
我妈说是从那双白球鞋开始的。

三年级那年，班里转来个新同学，是个女孩，她爸在镇上供销社上班。那女孩穿着一双白球鞋，白得晃眼，走路的时候，好像脚底下踩着一朵云。小姨盯着那双鞋看了一整天，回家就跟姥姥要。

姥姥当时正在灶台边做饭，听了这话，手里的锅铲都没停：“要什么要，咱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？”

小姨不说话了。她蹲在灶台边，看着火苗**锅底，看了很久。

第二天，她又跟姥姥要。姥姥还是那句话。第三天，**天，第五天，她天天要。姥姥烦了，拿起鞋底子抽了她一顿。

“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你看看**，一天到晚在厂里扎花，手都扎烂了，一个月挣那三十八块钱，养活你们俩，你还要这要那的，你有没有良心？”

小姨没哭。她就那么站着，让姥姥抽。抽完了，她回到自已屋里，把门关上。晚上姥姥进去看她，发现她趴在炕上，枕头上湿了一片。

后来我妈说，那双白球鞋，小姨一直惦记到小学毕业。

“其实那会儿我妹想要的不只是一双鞋。”我妈说，“她想要的是那种感觉——就是……跟别人一样的感觉。咱们家太穷了，她从小就知道。可那会儿她还小，不知道有些东西，不是想要就能有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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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姨十岁那年，姥姥生病了。

不是什么大病，就是累的。绣花厂干活的时候，一天要在缝纫机前坐十几个小时。姥姥的眼睛不行了，腰也不行，有一回直接晕在厂里。

她在床上躺了半个月，厂里的活停了，也就没工资了。那半个月，家里就靠姥姥攒的一点钱撑着。我妈每天放学去捡煤核，小姨在家里做饭。她那时才十岁，灶台比她还高，踩着凳子炒菜，把胳膊烫了好几个泡。

姥姥躺在床上，看着她忙进忙出，有一天忽然说：“二丫头，你过来。”

小姨走过去。姥姥拉着她的手，看了她很久，说：“妈对不起你们。”

小姨没吭声。她把手抽出来，又去做饭了。

我妈说，那件事以后，小姨变了。她不再跟姥姥要东西了，不再闹脾气了，也不再提那双白球鞋了。她变得特别懂事，特别听话，特别……沉默。

“她那会儿才十岁，”我妈说，“就学会了把事儿憋在心里。”

我不知道，是不是从那时候起，小姨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——一颗“我得有钱”的种子。那颗种子后来发了芽，生了根，长成了参天大树，把她整个人都罩在阴影里。

可那会儿谁也不知道。那会儿，她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，在六郎庄的土坯房里，一天一天长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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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姨念初中的时候，六郎庄开始变了。

先是来了些陌生人，拿着皮尺和本子，在村里量来量去。然后是村支书开会，说什么“城市规划拆迁补偿”，村民们听不太懂，但都隐约觉得，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了。

再然后，村里多了些以前没见过的人。他们骑着摩托车，穿着皮夹克，留着长头发，在村口的供销社门口晃悠。他们抽着烟，大声说话，有时候还会打架。

小姨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认识他们的。

她后来跟我说，那会儿她也不知道自已为什么会往那些人跟前凑。可能就是觉得，他们跟村里人不一样，他们不用上学，不用干活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活得特别自在。

“我那会儿不懂，”她说，“那哪儿叫自在啊，那叫没出息。”

可那会儿她不懂。她才十三岁，正是最容易被新鲜玩意儿吸引的年纪。

有个女孩，叫王秀兰，就是她小学那个同桌。王秀兰的哥哥就是那群人里的一个。王秀兰带着小姨去录像厅，看周润发，看***，看那些穿着风衣、叼着牙签的江湖人物。她看入迷了，觉得那才是人该活的样子。

有一天晚上，王秀兰问她：“你想不想加入我们？”

小姨问：“加入你们干什么？”

王秀兰说：“不干什么，就是一起玩呗。有人罩着，没人敢欺负你。”

小姨想了想，点了头。

那天晚上回家，姥姥已经睡了。灶台上温着一碗粥，旁边放着半个窝头。小姨把那碗粥喝了，躺在炕上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很久没睡着。

她不知道，从那天起，她就走上了一条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路。

她也不知道，那条路，她要走很多年，才能走回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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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小姨去世那年，北京下了一场很大的雪。我站在六郎庄的旧址上——现在已经是一个高档小区了，看着那些高楼大厦，怎么也想不起来当年的样子。

我想起姥姥说的那句话：这丫头命硬。

命硬的人，一辈子要走的弯路，比普通人多。可命硬的人，摔倒了，也能爬起来。

小姨爬起来用了很多年。等她终于爬起来了，姥姥已经不在了。

可我知道，姥姥最后那几年，已经不怨她了。姥姥那张纸条上写的，是真的——“我闺女，这辈子不容易。”

是啊，不容易。

从六郎庄的土坯房，到中关村的高楼大厦，从第一个***，到一无所有的挥霍者，从走错路的野丫头，到军嫂，到母亲，到独自面对离别的人——

她这辈子，真不容易。

可她也真的，一直在往上走。